<>我买来下一轮饮料。他原来以因为拿一个妓女掌班的钱买酒喝而感到良心倍受责备，此刻这种内疚已被造成如此不安的酒消融了。明白人看得出来，他已经喝醉。他双目呆钝，整个举止也是这样。完全以典型酒鬼的方式进行谈话，好像对方也已喝多，两人客々气々地你一言我一语地高声议论，旁若无人似地。
我若也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我就看不出他的这种细小变化。但我是清醒的，随着他醉意渐浓，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我尽力把谈论的主题保持在金?达金婻的案子上，但办不到。凡是纽约的毛病他全都想说。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俯身向前，压低嗓门说，像是怕被别人听到似的，实际上这会儿酒巴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顾客，外加一个酒保。“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都是因为黑鬼！”
我不置一词。
“还有西班牙后裔，黑人和拉美人！”
我刚提起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警察，他便立即抢白道：“喂，这用不着你来说，”他讲，“我过去有个搭档，共事很久；他叫拉里?海尼斯，你可能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人本质很好。我敢把生命交给他，对他无比信任。哼，我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是个黑人，象煤一样黑，但在公安内外我没遇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但这与我所说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他用手背抹々嘴唇，道：“喂，你坐过地铁吗？”
“必要时也坐。”
“咳，废话。大家都是迫不得已才去坐它。走进那里就像是全城的人钻入了一个果壳，设备不断遭到破坏，车厢的喷漆脏得要命，车厢里尿气冲天。铁路警察拿那里的犯罪活动毫无办法，但我说的还不是这，哼，我一登上地铁的车厢，四下一看，你猜我是到了何地？我他妈的到了外国。”
“这又何讲。”
“我是说一圈全是黑人或西班牙后裔。不然就是东方人，现在又有大批的中国新移民蜂拥而至，外加原有的韩国人，韩国人现在都变成正式市民了，全城的大蔬菜市场都是他们开的。他们每天工作二十小时，以供子女上大学。但这还是问题的一部分。”
“什么问题的一部分？”
“唉，真是的，我可能是愚昧无知和有偏见，但我禁不住要这样想。纽约原来是一座白人的城市，可现在我有时觉得我倒象是全城剩下的惟一白人了。”
双方沉默良久。后来他又说：“他们现在在地铁吸烟。你注意到了吗？”
“注意到了。”
“过去从不这样。一个人可能会用劈柴斧头砍死他的双亲，但他不敢在地铁点燃香烟。现在连中产阶级的人也在地铁吸烟。喷云吐雾。只是近几个月才发生的事。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左右吗？有个人在区间列车上吸烟，铁路警察让他灭掉，这人掏出手枪把警察给打死了。记得吗？”
“记得。”
“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人们读到这则消息，不管是谁，警察或一般市民，都不敢再冒昧地劝告对面的吸烟者掐掉那可恶的香烟了。于是，少数人开始点烟，无人再过问。更多的人效仿为之，谁也不愿讲废话，去举报在地铁吸烟的人，因为举报像劫犯一类的更大罪行还是白费时间呢。法津不能严格推行，人民就不会尊重它。”他皱起眉头，“可想々那个地铁警察吧。你愿意象他那样死去吗？让人掐掉香烟，砰地一声，他就丧命了！”
我不由自主地谈起鲁登科的母亲，她的朋友给她抱回家一台有问题的彩电，结果她被里面的*炸死。接着我们便你一个我一个地说起了恐怖故事。他讲，有个社会工作者被诱上公寓的房顶，遭到多次奸污后被扔下楼摔死。我记起报上登的一则消息，说有个十四岁的孩子被另一个十四岁男孩开枪打死，两个人根本不认识，凶手坚持说是因为受害者嘲笑了他。德尔金告诉我几桩因为儿童骂架而导致死亡的案子，又说起一个男人将他情妇的女婴掐死的事，因为他们俩每次出去看电影都得给那小东西花钱请个临时看孩子的，他嫌太麻烦了。我提到，格雷夫森德有个妇女正拉开壁橱往里面挂衣服，实然一声枪响，她一命呜呼。我们你来我去，大有让自己的故事盖过对方之意。
他说，“市长认为他已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恢复死刑。把那巨大的黑电椅再请出来。”
“你想可能吗？”
“公众无疑欢迎。这多少会有效的，我想你不会反对。把这些坏蛋烧死，至少，他们肯定再不能作案。他妈的，我要投赞成票。搬回电椅用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那可怕的死刑，再加入些广告，赚上点钱，也好多雇几个警察。还有一点你想知道吗？”
“什么？”
“我们己经恢复死刑。但不是对杀人凶手。而是对一般市民。城中每一个居民被处死的机会远々高于杀人凶手被拉上电椅的可能。我们实际上每天都在宣判五、六，甚至七个普通人的死刑。”
他说话的声音已经升高，酒保开始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已把他从电视节目前吸引过来。
德尔金说道：“我挺喜欢电视机爆炸的故事。我怎么没看到那篇报导？人总以为这类事全部听说过了，可往々还有更新鲜的出来，对不对？
“大概如此。”
“在这座裸露的城市里，有八百万居民，便有八百万个故事，”他模仿电视主持人的语调说，“你还记得那套节目吗？几年前在电视上播出的。”
“我记得，”
“每集结束时他们总说这句话，‘在这座裸露的城市里，有八百万居民，便有八百万个故事，此乃其中之一。’”
“我记得这句话。”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在这座可恶的、*的、臭茅房一般的城市里，究竟有什么，我们究竟能有什么？我们有的只是八百万条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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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他拽出酒吧。来到外面黑夜的清凉空气里。他沉默下来。我们绕过两个街区，转到警察局南面的街上。他的汽车是水星牌的，已经用过几年。车角畧有撞痕，车牌前面多一个编码，告诉其他警察这是执勤公用车，不得罚款。一些经验丰富的小偷也知道这是警车。
我问他感觉怎样，能否开车。他好像没听见我的问题，只是说：“你是什么人？你是警察？”接着发现这话说得太荒唐，便哈々大笑起来。他把身体支在汽车敞开的门上，一时止不住笑，随着车门前后摇晃。“你是什么人，你是警察？”他说着又咯々地乐起来。“你是什么人？你是警察？”
像电影镜头快速被切断似的，他的这种不正常情绪突然消失。转眼间他变得十分严肃，头脑显得很清醒，双眼眯缝着，下巴像猛狗似地矗向前。“听着，”他说，声音又低又生硬，“别他妈的装得这么了不起，你懂吗？”
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你这个假装神圣的坏蛋，你比我强不到那儿去，*养的！”
他驱车驶去。在我视线范围内我觉得他开得还算不错。但愿他不需要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