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了六个小时的好觉，冲过澡，刮过脸，吃过早餐，我便走向圣保罗教堂。这次不是进地下室，而是入教堂内部，我在排椅上坐了十来分钟，然后点燃两只蜡烛，往济贫箱里塞进五十美元。在六十街的邮局里，我买了一张二百五十块的汇单和一个印有邮票的信封。将汇单寄往我在赛奥希特的前妻。我想写个条装在里面。但只想到几句道歉的话。钱寄得太少，太晚了，可这不用我说她也知道。所以我最后用一张白纸裹住汇单，邮寄出去。
天阴沉々，冷丝々的，好像是要下雨。一股料峭的风转过街角疾速吹来，展览馆前面有个男人正一面追帽子一面诅咒，我不由地也伸手拽住自己的帽沿。
我快走到我存款的银行时才发现，金给我的预付款已所剩不多，没有必要再正式入账了。我便扭头走回我下榻的旅馆，提前交出下月的一半房租。这时，五张一百块的钞票现在只剩下一张未动，我也只好将它破成一、二十美元的票子来用了。
我昨天何不将预付的一千元全部拿下？我想起来我当时说要留点想头。吓，这想头可真有了。
我的邮件很是一般——两份通告和一封我支特的众议员的来信。都没必要马上去看。
没有昌斯的口信。这才是我真正盼望的。
我打电话给他的服务站，只管再给他留下一个口信，真他妈的。
我走出旅馆，在大街上呆了整々一下午。坐过两次地铁，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步行。天老像要下雨。可就是一直下不来，冷风吹得更加凛冽，可从未刮掉我的帽子。我进过两个警察管区的办公室、几间咖啡厅，和五、六个小酒馆。我在咖啡厅喝咖啡，在酒馆喝可口可乐，调查过几个人，做过两条记录。还向旅馆服务台打过几回电话。并不是指望昌斯会给我回音，而是与那里保持联系，以备金找我。可是谁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试过两次金的号码，可两次都是录音机接的电话。每个人的电话机上都安有这样的录音机，说不定哪一天这些录音机统统拨起号码互相讲起话来！我没在录音机上留话。
临近傍晚时我钻进纽约时报广场上的一家剧院。那里正连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两部西部片。他在其中扮演一个以枪击坏蛋来解决问题的凶狠的警察。看来观众差不多全属他枪击的那号二流子的货色。每当他击倒一个，他们都疯狂地欢呼起来。
我在八马路的一个古巴人和中国人的聚集区配着蔬菜吃了一份猪肉丁炒大米，又与我住的旅馆服务台联系一次，到阿姆斯特朗饭店停了停，喝杯咖啡。在那里的酒吧间，我跟别人聊起天来，原想多待一会儿，但在八点半要到互戒协会去开会，便匆々走出饭店大门，穿过街道，走下阶梯。
这次发言的是个家庭主妇，她过去喝酒经常是喝得不省人事。而且都是在白天丈夫上班，孩子上学的时候。她告诉大家当她孩子发现她在厨房地板上昏厥过去叫醒她时，她还让孩子放心，说她会瑜伽术，能帮她活过来。听者无不大笑。
轮到我时，我说：“我的名字叫马特。我今晚只想听々。”
黑人聚集的凯尔文-斯莫尔酒巴间位于莱诺克斯大道的一百二十七街街口上。这是一间细长条房子，长々的酒巴柜台几乎占满房子的内侧，与柜台相对摆着一溜窗口桌。最里面有个小々的奏乐台，乐台上有两个留着小平头，戴着牛角架太阳镜，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出品的高级男子服装的皮肤黝黑的黑人正在演奏沉静的爵士乐，—个坐在一架小型竖式钢琴前，一个用铜丝刷击钹。看上去和听上去他们都像是从现代爵士乐四重奏小组分出来的两位。
我一迈进门槛，屋里的人都安静下来，所以很容易听到他们的演奏。我是这里唯一的白人男子，大家都楞了很长时间瞅我。在窗口桌前与黑人男子坐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白人妇女，另有两个黑人妇女同坐一桌，除我是纯白人外，这里总共足有二十四五个肤色浓淡不同的黑人男子。
我走过整个房间，进了后面的男厕所。一个身高足可以做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汉子正在里面梳理竖起的头发。他的发油香味和刺鼻的大麻臭气竟相向我袭来。我洗々手，在一个热风干燥器下搓干。出来时那大汉还在摆弄头发。
一出厕所门，屋里的交谈声再次停止。我重向正门走去，步子很慢，故意轻松地晃着肩。说不准那两个乐师的情况怎样，除去他们，我看这屋子里的所有男人都因犯重罪而被捕过。拉×条的、贩毒的、赌博的、玩彩票的。全是些泼皮光棍。
坐在正面第五个小凳上的男子引起我的注意。我定一下神才认出他来。因为在几年前认识他时他的头发是直竖的，现在已留起变形的非洲发型。西装是柠檬绿色，鞋由某种爬行动物的皮做成，说不定是一种危险的野兽。
我把头转向门口，从他身边过去，走出大门。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向南走过两家商店，然后在一个街灯前站下。两、三分钟过后，他也出来了，吊儿郎当地迈着轻松的步子。“喂，马修，”他招呼着伸出手来。“怎么样，我的老对手？”
我没有握他的手。他低头瞅々自己的手，又抬头看々我，故作姿态地摇晃几下脑袋！啪，双手一拍，到裤腿上蹭几蹭，然后把手架在瘦小的屁股上。“好久没见了，”他说道，“是人家把你赶出了市中心，还是你专门跑到哈莱姆黑人区来上趟厕所？”
“罗亚尔，看来你走鸿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