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日本国内有一种思潮，说中国人自己是管理不好国家的。中国要想真正进步，就必须让日本人来管理中国。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日本学界可以说是主流思想。
1929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两年，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是唤不醒的睡狮：“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
另一个历史学者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支那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腐败、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还有一些更激进的日本学者认为，汉民族品格心性“优柔惰弱”，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只能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而“忠孝义勇、廉洁高雅”且对“外来先进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应去改造中国人，承担改良东方人种的“重任”。
在上世纪初，日本不但崇拜和学习西方，而且由于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功对自己非常有自信。认为大和民族就像德国的日耳曼民族一样，是远远优于朝鲜和中国的优等民族。远藤隆吉在《日本我》中就说：“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
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列举出了日本人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而且芳贺认为，这十大优点中国古代的汉民族曾经拥有，但现在在汉族人中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民族优劣论的核心就是认为只有“日本统治中国、华夏民族才能新生”。比如天眼子在《日本国民的真精神》一书中就主张日本现在比起西方，更适于改造中国，所以日本人对于中国改造的使命是天降大任。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种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跟当时充斥日本上下的军国主义思潮相结合，会产生什么后果？
所以日本人现在觉得自己很冤枉。我没有侵略你们呀？咱们之间就是发生冲突了，你们说什么抗日战争，这不是夸大嘛！
其实日本人现在还是一样活在当年的逻辑中。他觉得我们就是来帮助你们进步的，你们非不让、非反抗，打啊打的双方慢慢就打出真火了。这就是我在前面说的，两国人民根本就是两种逻辑，是没办法辩清楚的。
如果用现在的生活来打个比方，那就是有一个富人，身体比我们好，钱比我们多，就是家里的地方有点窄。我们这里穷，但宽敞，地底下还有一些好东西。
这个富人有一天跑过来，说你好好听我的，我帮你发家致富。不过你老婆挺漂亮的，晚上得跟我睡。你一个穷人生那么多小孩干什么？我弄几个回去帮我干活，再杀几个，反正都是些赔钱货。
我都答应帮你致富了，你看你怎么还要反抗？你可真是不知好歹！
这就是日本人的逻辑。
杨星辰现在忧心如焚。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担心父亲，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这个父亲的死活一定与他无关。可是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各种可怕的画面，不由自主的往坏处想。
周恩莱看他失魂落魄的，还以为他在担心国家的命运，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抓紧这个好机会好好跟委座谈谈，我就不信在这么严峻的形势面前，他还能一点都不让步。
杨星辰知道周副主席误会了他的心焦，说我父亲现在在北平。周恩莱拍拍杨星辰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周恩莱请旅馆的总机帮他要一个北平的长途，总机说一点可能都没有。今天北平的长途早上还能接通，现在可能等四五个小时都接不通，已经全面堵塞。
杨星辰说周副主席别要了，今天北平的电话不可能打得通。您刚才说得对，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筹划一下怎么谈判，这不是等电话的好时候。
现在不光是电话的堵塞，京沪一带的交通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大量人员的往来骤然增加，也是堵成一团。这一次由于是比上次中央更为重视的谈判，除了周恩莱，还有伯古和林伯区二位领导也来了。随行人员十几个，光是买船票就忙得焦头烂额。
最后还是老五求到了荣综敬老先生，才算是搞齐了十几张紧缺至极的到九江的船票。一群人熙熙攘攘的上到牯岭的时候，已经是7月14日，七七事变爆发已经整整一个礼拜了。
和周恩莱预计的相反，虽然华北已经打起来了，但江结時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非但没有软化，而且更为强硬。这一次连上次答应的总的政训机关也推翻了，要求三个师直接隶属行营，也就是直接隶属老江。政训处只作为联络。
实际上政训处这一点共产党已经准备让步，但老江的新意见让周恩莱只看到老江的存心不良。江除了坚持行营指挥三个师之外，还不同意由朱得或者鹏得淮任政训处负责人。相反，周恩莱或者林伯区都可以，甚至茅则冬当副主任也可以。这实际上就暴露出江的原意，只要文人，任何军人都不行。
这件事情实质上并不是文人可不可以的问题，关键是老江想直接抓住部队指挥权的问题，这是中央反复讨论决不能让步的底线。周恩莱带着杨星辰在牯岭上跑来跑去的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人能改变江结時的强硬态度。
中央本来是准备再让步的，毕竟战争的足音已经响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共产国际坚持边区也好、红军也好，必须独立自主，不允许再让步。而且现在军方群起反对，认为老江不怀好意，如果再让步部队有被瓦解之危险，坚决不同意老江直接指挥部队。众多的红军将领直接提出干脆我们自行改编，看他江结時还怎么卡我们？
那个时候和红军时期一样，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是可以直接下命令的，不听从命令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再加上军方一致意见，即使强调党指挥枪的共产党，也不可能一点都不顾军方发出的一致声音。
中央经过讨论召回了周恩莱等人。我们不谈了，我们自己改编、自己抗日，我们不求你江结時了。不就是停发粮饷嘛，我们自己想办法。
实际上老江也是在虚张声势，无非是想进一步诈共产党。现在一拍两散，他真正傻眼了。到了7月下旬，随着战争越来越扩大，老江不得不软化了自己的强硬态度，主动发电要求共产党加快改编，也同意不再派人担任各级副职，但派康泽担任副主任。
中央明确提出不要反供老手康泽，另外下令红军主力向三原集中进行正式改编。但总的指挥机关这个必须有。老江在8月初不得不答应可以设立总部，但仍然坚持派参谋长还有高级参谋。
8月9日，老江电召周恩莱等人，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1日，朱得、周恩莱和叶见英参加了军委会的谈话会，这是共产党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参加国家的正式会议，标志着共产党合法化的开始。但这个时候共产党坚持的共同宣言仍然没有发表。
第二天，两党就共同宣言商议。康泽不愧是反供老手，他把宣言中诸如国共合作等等的字眼全部删掉，甚至共产党三个字也删掉了。朱得气得拍了桌子，康泽坚持的派参谋长和副主任，共产党统统反对。
这个康泽就是创立我们前面说的蓝衣社的人，是蓝衣社的负责人，复兴社的名字都是康泽起的。不但如此，康泽这个人的反供情结极为浓厚，他是江经国从苏联回来之前，老江最中意的接班人。
第三天朱得等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直接就说“康泽捣乱”、故意跟我们为难。在这个情况下，中央大多数领导考虑到抗战形势已经刻不容缓，答应对宣言做出极大修改。但唯独茅则冬认为，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急。我们越急越容易掉进康泽给我们挖的坑里，宣言可以不忙发表，我看他老江能把我们晾到什么时候？
到了8月中旬，上海战火暴起，实际上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国共双方的立场也都自然软化了。最后，在共产党答应删掉国共合作这一类的字眼之后，宣言总算是定稿了。
但老江不同意马上发表，因为红军还没有按命令出动。老江要求，一旦红军到达抗日前线，就发表共同宣言。到了8月18日，老江发表了朱得、鹏得淮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任命，可以说一直谈不拢的指挥部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