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到了年关，这次刘岳没有留下来，他选择了同胡老汉和马德理一起回去，出门快两年了，一直没有回家，刘岳越发的念家。这次回家过年很顺利，刘岳和马德理胡老汉提前买了火车票，时间到就直接回去了。虽然春运很让人头疼，但刘岳有先见之明，他提前做好了准备，最后便没费多大周折。
回到家里，自然是和母亲谈天说地，有时候通宵达旦的畅谈，他母亲认为这个年是过得最快乐的一个年。胡老汉和马德理还为自己的妻儿买了时尚新衣服，王枝花看到乐得合不拢嘴。当然刘岳也为自己的母亲买了新衣服，但朱红艳的反应没有王枝花那么大，她对这些物质方面的追求不是太苛刻，随便一点就满足了，但这是自己儿子买的，她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懂事孝顺的儿子而感到高兴。
王枝花是那种什么事都是用脸来描述的人，一点点便宜就可以使她高兴一个星期，一点点亏损也可以使她沮丧一个星期。马德理为她买的那件衣服，她从看到后一直穿到脏得别人都看不下去了对她说衣服该洗了，她才不情愿的把它脱下。
这年春节的天气没有往年遭，格了村的夜晚星光璀璨。外出打工的人多了，有些人家日子也过得红火了，除了爆竹还买了烟花，到了这样的夜晚便拿出来将其点燃。他们为了感觉一下那种点燃烟花的滋味，还相互抢着去点，最后没办法只得猜拳，谁赢了就谁去点，最后赢的往往是小孩子，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玩这种猜拳游戏经验丰富吧！
有烟花的人家毕竟是少数，烟花一点燃，整个村子就闹腾起来，所有人都会走到外面去看烟花爆炸的灿烂。烟花的火光映红了天空，然后看烟花的人又相互猜测这是谁家放的，他们会说在那放应该是某某家，他家有钱。
王枝花对烟花也很着迷，从第一发飞上去就一直看到最后一发落下来，她还一直惊呼，每喷一发，她都要说一句，“哇！好漂亮呀！小啸，小檀，你们快看，好漂亮呀！”她的两个儿子被她烦得受不了只得大嚷到，“我们看着呢！你别烦了好不好”然后王枝花转向马德理，“德理呀！明年你也弄一个回来放放，让大家也见识见识我家也可以放烟花。”马德理当然对她置之不理。
外出的人多了，接受新思想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新思想的浪潮影响了村里人，一些老一辈人的也知道了一些外面的事。他们整天就向那些年轻的打工人询问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打工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不是太透彻，他们看到的只是繁华的轮廓。他们的知识水平不是太高，想把一个城市的全部繁华的轮廓描述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他们还是能讲个大概，至少对那些老一辈的人来说，这些轻描淡写的场景足矣让他们目瞪口呆。
这时候年轻人变成了这些老一辈人的老师，他们敷衍的讲着外面的世界，老人认真的听着外面的世界。有时候那些老人听得直流口水，半天缓不过来。当讲到那些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时，他们抬头仰望着天空，嘴里叹着：这得有多高呀！
当然那些年轻人可能不会用太专业的词汇，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写字楼，什么是摩天大楼，只知道那建筑物很高很大。不是他们没见过，而是他们不会这样说，即使他们知道这些词汇、名称，对那些几乎没涉足过大城市的老人们说这样的词，也是激发那些老人们的想象力。
有一个年轻人向他叔祖父介绍大城市的房子时，不能用专业的词汇给他讲明白就给他举例子，举他知道的可以从思想里构造出那种景象的例子。
年轻人说：“那房子高得不得了嘞！你站在下面抬头看天，会把脖子扭到嘞！”他叔祖父眼睛瞪得老大，“那得有多高呀！你再仔细给我说说。”
“三爷爷，你还记得你家背驼梁子那棵老树吗？”“记得呀！怎么了！”
由于他叔祖父耳朵不是太好用，听起话来有些吃力，所以双方说话也很吃力。
“你家那棵树可能有30多米高吧！再往你家那棵树上加三四棵那样的树就有那房子高了。至于那房子有多大？反正你家栽树那个山头只够盖一所房子。”
他叔祖父听得神魂颠倒，有些不相信他说的话。“你别骗我们这些没去过城市的老人了，那会有这么大的房子，再说你三爷爷我当年也去过几趟大城市，我去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嘞！不知道你那时候还在哪儿玩泥巴嘞！”老人说得很得意，认为他比自己的孙子厉害多了。“那些年，毛主席搞大生产，我是我们村委会的大队长，我经常去城市串门嘞！”
那年轻人显然对叔祖的故事也很感兴趣，双方便达成协议，交换给对方讲自己的故事。
“三爷爷，你再给我讲讲你们那些年是怎么搞大生产的！”
“想听？”“嗯！”
“那你再给我讲一段现代城市的样子呗。”
年轻人又重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给他叔祖父讲了一遍，他叔祖父可能是记忆力不好，听了和刚才一样的故事都没有发觉孙子讲的内容一样，还是表现出那种目瞪口呆、似信非信的样子，依旧感叹：那得有多高呀！
轮到老人的时候，老人为了能快点听到孙子给自己讲大城市的故事便耍诈，偷工减料的讲一些自己的故事给年轻人听。
“大生产嘛！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那得有多大呀！”
“你别打岔，好好听着。大得不得了嘞，比你告诉我的那个还要大，那时候我们整个村再加上隔壁的两三个村就是一个队，叫生产队，我们整个村委会有三个生产队。几个生产队之间相互竞争，比赛种地，看那个队厉害，然后我们村委会又和其他村委会比，然后到乡，然后到县，到市，到省，最后到毛主席那儿比，看那个省的生产力最高。当然我没有那个能力比到上面，我只负责我们村委会的几个队，每次把种地收的粮食数目报到乡长那儿就可以了。”
“那你还说你经常去大城市串门，我们的乡政府又不是我没去过，烂得不得了嘞！”
“你别打岔，好好听着老子讲。那时候我们只需把数目报给乡长，但是整个县是一个大单位，所以我们就是到县城里去报数目的。还有交粮食税的时候，那都是选几个村里最年轻气盛、力气最大的和我一起赶着骡子去交的，有时候还要挑着一旦稻谷。从天边一发白就走，要走到晚上才走得到嘞。那时候也不见得城市里有多好呀！还没我们乡村好玩嘞！”
老人故意这样转移了话题，好让孙子接着给自己讲大城市的美好。
“谁说的？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的早已退出视线了，现在换上的都是些你没见过的嘞！”
“真的？那你再给我讲讲大城市。”年轻人便又重头给老人讲一遍刚才已经讲过的内容，他为了不让叔祖父怀疑便加减了一些成分，他叔祖父听了还是会感叹：“那得有多高呀！”
他们就这样漫无止境，相互交换为对方讲着自己的故事。
老人对年轻人说到：“更不得了的还在后面呢？你不知道吧！毛主席后来号召我们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全部生产停止了，一起搞革命，把那些个走资派，全部打到。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大家都听我的，想斗谁就斗谁，主要就是那些个教师呀，当时叫臭老九。我们村委会基本没什么走资派，那些教师也没怎么斗，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所以后来就只斗了几个校长。可后来上级说我们包庇走资派，必须加大搜寻力度。他妈的那些狗杂种，后来把老子也划到走资派的行列里，说什么我家祖上有当过地主的，当时真是把老子气死了！”老人越讲也起兴，都忘了他想听他孙子讲，仿佛是提起了一些伤心往事，一发不可收拾。
老人使劲的咳嗽着，讲得很费力，可还是很费力的讲着，好像是这些话从来没跟外人讲过一样，这次想和这个不是亲孙子的人一口气讲完。“后来我就惨了，不过我不是最惨的。我被拉到县里去，领导说，我是重大嫌疑犯，得拉到城里去好好审判。那几天他们天天严刑拷打老子，把棉花绑到我手上，然后倒上煤油，在上面点火，你不知道那个痛呀！后来打了几天，就把我放了，可能是因为后面被抓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拿鞭子的人打累了，打不动了，便把之前打过的人都放了。也就是那几天我在城市里呆的时间最长，有五六天之久呢！”说完，老人呵呵的笑了两句，“哎呀！只顾着我自己讲，竟忘了你还要给我讲现在的大城市呢？快再跟我讲讲。”年轻人又给他讲了一遍才将他好学的心讲落。
转眼春节过了，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及一些中年人又要外出了，一些老人跟着这些外出大军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外。走的时候嘴里还念叨：老天保佑我儿子在外工作顺利，平平安安。
刘岳和母亲也是用一种泪如雨下的方式告别。刘岳和一般的年轻人一样，回来10多天就得继续走上打工的道路，而且一分别就是一年。对这样一些年纪还小的打工人来说，这种分别会显得很残忍，他们不忍心离开自己的父母远去他乡，可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和自己的父母一样，一辈子呆在农村，一辈子被拴在土地上，甚至一辈子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一辈子都不知道城市和农村有什么差别。所以他们必须得离去。有能力读书就继续读书，没能力读书就外出打工，这是命里与生俱来的。
外出打工的人给村里人普及了外面的知识后，那些明事理的人就不会勉强孩子，他们也认为打工可以改变命运。所以后来很多还没到法定工作年龄的小孩子因为读书不行，便被父母遣送到大城市跟着之前去打工的那些有经验的人一起学技术。他们打工有个原则就是唯远是从，认为要到很远的大城市才可以赚钱，在附近的小县城还赚不够生活费。所以大部分人都跑到浙江，广东等一些沿海的发达城市去了。